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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哥伦布学领导力

2013年春天,我曾给主修商业的大学生开过一门名叫“叛变及创业”的课程,主题包括如何推翻领导人、改变权力架构,或是(从另一面来看)如何镇压恶意的叛变等。现代讲到创业,大家几乎都已经知道必须有计划地反抗权力,但我们采用很独特的方法,来研究这个过程中的各种动态变化。为了了解叛变这件事,我们选择的教材是几百年前大航海时代(Age of Discovery)航海探险成员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我们课堂上研究的第一个案例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foro Columbus),后来还研究了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塞巴斯提安·卡博托(Sebastian Cabot)、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等人。不论依照现在的标准,还是当时的某些标准来看,哥伦布绝不是完美的圣人。他很可能只是一心追求财富的人。他的目标是当上总督、管理新的领土,而且他聚敛个人财富的程度,也远超过其他航海家。第一次出航,他就绑架诱惑当地人成了奴隶。这些可耻的行径,只有在纯粹追求殖民扩张的情况下,才算说得通。当然,这些殖民活动后来变本加厉。即使是哥伦布本人,在1504年(他过世前两年)写给儿子的信中,也对这些暴行表示哀痛。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哥伦布最著名的那次探险航行中,曾经面对至少3次的叛乱事件。这些叛乱事件并不是本文的重点(虽然这些叛乱也很值得关注),我想要谈的是哥伦布这位领导人,他不仅撑过了这些叛乱活动,还反过来运用叛乱的力量来完成探险航行。

他是个外来者。就算是在大航海时代,国家和文化的界线还不像现在这么清楚,哥伦布也仍然算是个外来的移民。不管是对西班牙文化、或是对跟随他航行的大多数成员来说,他都是个外国人。在目前,移民参与创业的情况远比本国人频繁,而在大航海时代也是如此,许多冒险事业都是由移民领导,哥伦布正是其中一名。这些领导人常常是来自意大利,学了新的语言,还改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名字。比如,哥伦布到了西班牙,名字就从Columbus变成Colón;乔万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到了英国,名字变成了John Cabot,他的儿子塞巴斯钦到了西班牙则改姓为Gaboto;韦斯普奇(Vespucci)到了葡萄牙改叫Vespúcio,达韦拉扎诺(Verrazano)到了法国改叫Verrazane。

身为领导人,哥伦布这个外国人举止都有新奇之处,彷佛代表他拥有特殊的知识、或是先进的技术。他会用意大利文记下重要笔记,并且用精密的意大利或葡萄牙的度量单位来记录距离和重量;他讲话带着浓浓的腔调;他也能从周围情境中看出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而那些身处那种文化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举例来说,他就能用外人客观的观点,看到西班牙在全世界的势力逐渐壮大,而他也常常借势来协助自己的探险事业。这么做的效果很好,因此他才能让两艘辅翼船妮娜号(Niña)和平塔号(Pinta)在海上乘风破浪、互相较劲。

虽然这种领导力能改变许多事情,但还是有限制。哥伦布与船员之间的往来并不见得全部出于真心。虽然西班牙国王给了他权力地位,但船员不见得信任他;他们仰慕他,但与他的价值观不同。当冒险航程碰上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失败时,原本隐匿的信任危机也就变得明显可见。这种时候就可能出现叛乱,而哥伦布确实遇到过叛乱。

他是个世界级的专家。哥伦布为了成为航海探险的领导人,付出的时间和心力远超一般人。早在他青少年时期,便已初次出海,探索从热那亚(Genoa)到那不勒斯(Naples)一带的地中海沿岸(约1459年)。他的伯父也是航海家,指导他十年,但哥伦布的抱负最后终于超过了身边所有人。他离开故乡,前往当时最懂航海的葡萄牙学习。葡萄牙文化深受海洋地理熏陶,而且与西班牙的紧张局势限制了葡萄牙的陆路贸易。正因为这些历史的偶然,让葡萄牙成了大航海时代最勇于探索未知、成果也最丰硕的国家。哥伦布大约是在1473年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当时他25岁左右。几年之后,他就娶了圣港岛(Porto Santo)总督的女儿。

在那时,葡萄牙势力已经航行超过赤道,开始固定探索非洲海岸。然而当时的航程必须先向西航行很长一段距离,在看不到陆地的情况下绕过众人闻之色变的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先前有人尝试要绕过这里,失败了数百次之后才成功,那时是在哥伦布出航之前的数十年。哥伦布参与这种无畏的葡萄牙冒险航行多年,直到1486年为止。将近15年在葡萄牙航海经验,让他成为世界级的航海专家,也让他个人的抱负更为壮大。

他是个满怀热情的人。在哥伦布的时代,通往东方的西方航道这种说法流传太久,已经成了一种神话,彷佛是科幻小说。而哥伦布看到了将神话转成现实的方法。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在何时、如何想到这个点子的,但他的确是在葡萄牙的时候想到的。光说他对这个想法“满怀热情”可能还不足以形容,他几乎是为此疯狂。15世纪80年代晚期,通过弟弟的协助,哥伦布向葡萄牙、西班牙及英国王室都呈递了航海探险计划。他需要资金,但这三个王室全都否决了。葡葡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在1488-1489年绕过非洲好望角,让葡萄牙的发展重点放在绕行非洲前往东方,这与哥伦布的路线正好相反。迪亚士的成功让哥伦布的计划变成多余的,但却让他更积极想完成另一项同样伟大的成就。

哥伦布为此投入了非常人能及的心力和时间作研究。对于在1460年过世的葡萄牙航海翘楚恩里克王子(Prince Henry),哥伦布了如指掌。他研读了所有相关作品、在地图上作记号,还画了许多速写。他写了几百封信,而且勤于写日记。在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上,他也写满了边注。就像现在许多热情投入的作家、博客和推特写手一样,哥伦布也有自己热爱的主题。一切都透露出他想解开航海界最大疑问的热情。

只要是碰到哥伦布的人,都会看出他是个外来者、十分专业、也充满热情。但是,和他近距离合作的人,会怎么看他的领导风格?我们研究了这些人的第一手资料,发现哥伦布的某些行为特质,与现今最无畏的创业领导人不谋而合。

他对一切极度乐观。在海上的时候,哥伦布会把身边看到的任何东西(海草、风向改变、海鸟、鲸鱼、洋流),都解释成他们“必然会成功”的迹象。然而,他也会用错误的航海日志,减轻其他船员对于他们究竟已航行多远的疑虑。当旗舰圣玛莉亚号(Santa Maria)在新世界海岸搁浅的时候,他立刻宣布,这起船难是出于上帝的眷顾,让他们不用烦恼该把谁留下来。这种坚定乐观主义的优缺点,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创业者。就像那些创业者一样,在达到目标之前,哥伦布的话可能听来过于天真,而且如果他探险失败,就会看来十分愚蠢。然而,正因为他最后成功了,也就让他成了英雄。

他在政治上十分灵活。或许因为哥伦布拥有身处不同文化及地区的经验(当时,里斯本简直可以说是“大航海时代的硅谷”),他能够与各种不同的人往来愉快,而且通过高明的操作手法达到目标。比如,一次返回西班牙的途中,哥伦布几乎被亚速尔群岛(Azores)的葡萄牙人逮捕,他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幸免于难。而之前,他的航海计划听来一味蛮干而不顾及船员,却仍然拿到了皇家敕令,宣布只要犯人愿意加入,犯罪纪录可以一笔勾销。这一举动令某些合格船员感到不满,但罪犯补足了他需要的人数,而且他和这两群人的相处也都很顺利。此外,他和西班牙王室沟通格外顺畅有效,可见其政治手法之高明,但这也为他招来了不少嫉妒的敌人。

他不怕对立。就像现在的创业者,哥伦布也知道遭嫉遭恨的感受。他的敌人可不少,比如罗德里格兹·德·丰塞卡(Rodríguez de Fonseca),这位握有大权的王室牧师虽然奉命要支持哥伦布,却还是一心想打倒他。而平塔号的船长马丁·平宗(Martín Pinzón),就从来没尊敬过哥伦布,在航行中也曾把哥伦布抛下不管,甚至最后还想早一步返国,抢下发现新世界的功劳。上文提过的迪亚士,则与哥伦布有过异常激烈的争执。历史给现代领导人上的一课在于,哥伦布从来不会直接理会嫉妒这种小事。如果是船员表现不佳,他绝对会追究到底,但面对其他人恶意的嫉妒,他却能有成熟圆滑的态度,觉得不值得和他们一般见识。

后世对哥伦布的领导风格有褒有贬。但是,像1492年发现新大陆这种重大成就,不论在哪个时代都会需要非凡的领导才能。像这样的领导力值得我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值得我们效仿。(编辑/徐明)

作者派屈克·墨菲( Patrick J. Murphy)为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管理学教授,《管理决策》(Management Decision)期刊编辑,与他人合著有《叛变及其奖赏:大航海时代教我们的事》(Mutiny and Its Bounty: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Age of Discovery,Yale, 2013),并曾任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管理史学部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