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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会推动知识型工作“零工化”吗?

《纽约客》(The New Yorker)前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在2009年首次提出“零工经济”(Gig Economy)概念。零工经济主要指在知识经济中,数字劳动者以咨询、兼职或承包外包项目等短期雇佣的方式实现就业。

近年来,零工经济逐渐扩展到白领阶层,他们的岗位职责将被重新定义,而那些专业服务企业也开始受到质疑:如果我可以不受限制地通过全球数字平台,临时雇用一群专家来为我的某个项目服务,那谁还会花高价去咨询专业的数据分析企业呢?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市场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2009年由Netflix发起的百万美元推荐算法大赛中,冠军团队并不隶属于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地区。

但其实,布朗总编只说对了一半。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多半是由非技术性工作推动的,例如打车应用Uber和Lyft,外卖平台DoorDash和Postmates,以及跑腿网站TaskRabbit等。目前的零工经济仍然缺乏活力,其受众还没有真正覆盖至知识型工作者、工程师、咨询顾问和管理人员等群体身上。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理论中得到启发。有近百年历史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当外部的交易成本(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小于内部管理成本时,企业就没必要存在了。也就是说,当工作是简单、可重复、标准化、容易衡量并且可控时,其工作成本就比较低,像拼车、住宿和外卖等服务型零工经济平台就能够脱颖而出,成功取代了那些提供过相同服务的企业。

现在,请你幻想自己是一名住在新加坡的美国公民,目前遇到了税务问题,正打算征求服务建议。如果你希望通过零工经济服务平台来解决该问题,那么你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找一位同时精通新加坡和美国税法的自由会计师,这可能极具挑战性;二是找两位分别研究新加坡税法和美国税法的自由会计师,这可能也不容易实现,因为你需要确保他们能够相互协调。不论选择哪一个,你都需要亲自去测试他们的真实水平,然后亲自起草和签署责任合同,交易成本(搜索、协调和签约)相对较高。但如果你选择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其交易成本就会低得多,这就是毕马威这类专业服务企业至今仍然存在的理由。

这种复杂的高端服务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为何一直存在?难道仅仅是因为技术还不够成熟吗?我们并不认同。新技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例如在Web 2.0时代,信息传播的多样化为企业寻找自由职业者提供了便利,从而降低了成本。如果知识型工作趋向数字化,我们便能更客观地评估其工作效能,更容易得到可靠的客户反馈和评价,以及构建绩效合同。进步神速的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根据需求,帮你自动匹配拥有相关技能并符合成本效益的人才。例如,团队协作工具Slack可以降低协调沟通成本,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可以降低合同成本。

综合上述因素,我们需要把眼光放长远,才能真正了解为什么知识型零工经济的增长速度会相对较慢。

文化因素

在知识经济中,兼职人员必须选择具有明确价值观、激励机制、实践和偏好体系的企业。但通常他们会与该企业保持距离,从而导致自己难以融入到团队中去(除非他们成为全职员工),团队成员也会将他们视为局外人,甚至会降低合作效率或引发潜在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无法理解(更不用说接受)合作企业的工作流程、人员构成以及对接员工的工作方式。而兼职人员的绩效评估可能也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在该临时项目的考核指标本身就不明确的时候。

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以后,你就会明白:尽管新技术能够显著降低聘请兼职员工的成本,但是大多数企业在选择知识型员工时,会更倾向于聘用全职员工,或知识型服务企业,而不是兼职员工。

如今,知识型零工经济的发展终于出现新转机了,但这不是因为某种新技术的崛起,而是因为一场迫使“全球封锁”的大流行疫情。其实,知识型兼职员工与全职员工在远程工作时的工作障碍都是由于组织体系引起的,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那么远程工作的员工是全职还是兼职的,区别就仅在于合同的签署方式不同而已。显然,大流行期间的工作实践为知识型零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把工作细分为多个子任务

知识型工作并不是单一的,在某种情况下,其既定“单元”本身就是高度复杂的。举个例子,一位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获得学位。这里的“单元”是一个学位,但是要创建这个“单元”就必须完成许多不同的任务。

在大学里,兼职员工当然可以胜任评分员、教学助理或录制课程等不重要的岗位和工作,但那些具有实时效应的特定课程(线上或线上)就不太可能了。任何学位都会涉及到这两种课程,所以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实际上,所有知识型工作都可以分解成一系列不同的任务。因此,为了促进零工经济下知识型工作者的未来发展,我们需要从任务层面,而不是工作层面来进行详细分析。下面的流程图可以帮助企业确定适合哪些任务“零工化”(Gig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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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大图)

问题1. 这个任务是程序化的吗?

首先,我们要区分程序化化任务和非程序化任务的区别,前者容易指派并可以客观度量结果,而后者则不能。程序化的任务肯定是需要承包给兼职人员的,因为这类任务的工作流程通常可以随时调整。但是将非程序化的任务具体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要明确划分哪些非程序化任务可以进入零工经济,则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

问题2. 价值创造与消耗之间是否存在时间差?

在一些任务中,价值创造与消耗是需要同时进行的,例如医生对病人进行体检。如果这些任务是对外的,就意味着不可以检查和订正,那么将其“零工化”会存在极大风险。如果这些任务是对内的,其复杂程度更高,因为与内部人员打交道需要极度熟悉该组织的内部文化。

但大所数任务在价值创造和消耗之间,存在或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例如,企业审计(价值创造)和将审计结果分享给董事会(价值消耗),是可以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可以进行质量检查,而且时间差可以使其工作流程更加模块化,并降低协作和理解组织内部文化的需要。当然,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配置该任务,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时我们就需要转到第三个问题。

问题3. 这项任务可以远程完成吗?

在疫情之前,GitLab等软件企业就已经成功实行全员远程办公。拥有1200多名远程工作员工的GitLab制定了一份远程工作宣言,并在其中解释了远程工作与固定办公场所间的区别。该宣言表示,弹性工作时间,胜于固定;用笔记录知识,胜于口头表达;异步交流,胜于同步。注意,如果在价值创造和消耗之间没有时间差,那么上述情况就难以付诸实践。

在疫情之前,采用全远程工作的非软件企业少之又少,这就意味着其中存在一定的风险。但疫情危机迫使这些企业重新设计其工作流程,并提高技术支持力度,以突破传统工作的壁垒。考虑转向零工经济模式的企业,便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参考具有相关特性企业的疫情办公经验。

所以,COVID-19疫情很可能成为知识型工作“零工化”的关键节点,零工经济模式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成本对企业来说,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知识型工作的复杂性,会给企业带来盲目扩张和过度投资等风险。企业可以采用我们所提出的任务拆分法,使知识型工作更容易“零工化”。

SameerHasija、V.(Paddy) Padmanabhan、Prashant Rampal|文

SameerHasija,INSEAD技术与运营管理学副教授。V. (Paddy) Padmanabhan,INSEAD市场营销学教授。Prashant Rampal,新加坡Amazon Web Services客户解决方案管理运营策略主管。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译